三毛
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，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，浓密的闷雾里，甚至没有港口传来的汽笛声。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瞌睡起床，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，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，回家后喝一杯牛奶，再“钉”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道算术题。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，明白的是，才一闭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。
这是初中联考前两年的日子。
早晨的教室里，老师在纠正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。在我们班上，是以一百分为标准的，考八十六分的同学，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。打的时候，自己卷起衣袖来，老师说，这样抽下去，抽到的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。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。也不老是被抽打的，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。
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，黄昏也有半小时吃便当的时间，吃完了，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。白天，因为怕督学，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；晚上，用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，也就是考试题。灯光十分昏暗，一道一道题印在灰黄粗糙的纸上，再倦也得当心，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。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，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，有如蚕食桑叶般，充满寂静的夜。
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，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，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，只说：“明天早晨来了再算账。”然后留下一堆算术题回家去做。
每天清晨，我总不想起床，被母亲喊醒的时候，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一天，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。
那时候，因为上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，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，只有十岁半。
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：“忍耐这几年，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。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，请她不要打你……”那时候，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，不说一句话。我不明白，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，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，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。
那时候，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表现——高跟鞋、窄裙、花衬衫、鬈发、口红、项链……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，而我一直期望，如果忍得下去，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。
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发呆，常常有声音——比老师的声音更大的空空茫茫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——二十岁——二十岁——二——十——岁——想得忘了在上课，想得没有立即反应过来老师的问题，一只黑板擦丢过来，重重打在了脸颊上。当时的我个子矮，坐第一排。那一次，我掩面从教室里冲出去，脸上全是白白的粉笔灰，并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——我实在没有方向。在校园的老地方，我靠住那棵大树，趴在凸出来的树根上哀哀地哭，想到那个两年前吊死的校工，我又一次想到死。如果死了，就不会这么苦了，现在——现在才十一岁，而我的现在，实在过不下去了。于是，我又趴在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那一次，是被老师拉回教室去的，她用一条毛巾给我擦脸。擦完了，我向她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。”
作文课上，我没有照题目写，我写道：“想到二十岁是那么遥远，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。那么漫长的等待，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，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。而我一直踩空，没有地方可以着力，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……”
老师将我的作文念出来，然后大声问：“你为什么要为了穿丝袜长大？你没有别的远志吗？陈平，你的二十岁难道只要涂口红、打扮、穿漂亮衣服？各位同学，你们要不要学她……”
后来，老师要我重写，我回家又急出了眼泪。晚上放学后总有一百道算术题，实在来不及再写作文。简短地写了，整整齐齐地写道：“将来要做一个好教师是我的志愿。”老师是不可能懂得的，不可能懂得一支口红背后的那种意义。
每天晚上，在我进入睡眠之前，母亲照例提醒孩子们要祷告，而那时我实在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我迷迷糊糊地躺下去，心里唯一企盼的是第二天学校失火或者老师摔断腿，那么就可以不用上学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梦中祈求的一切并没有成真。我的心，对于神的不肯怜悯，总有种欲哭无泪的孤单和委屈。当年，我的信仰是相当现实的。
有一天，老师照例来上早课。她忘了算前一日我们答错题的账，只是有气无力地坐着，挥挥手叫我们自修。老师一直在查看她的桌子，然后突然问：“今天是谁最早到校？”大家说是陈平。她盯住我，问我进教室后做了什么，我说自己是被一只水牛一路追赶着没命地跑进学校的，后来丢烧饼给牛吃，它还是追……“我不是问你这些，你动过了我的日记没有？有没有偷看？说！”我拼命摇头，涨红了脸，两手不知不觉放到背后去。那次没有被抽，而我一个早晨的课却都上得提心吊胆。老师不时若有所思地望我一眼，她终于叫了我的名字。一叫名字，我就弹了起来。她说：“把这封信送到后面六年甲班的李老师那里去。”
